時間：11/3（五）晚間7:30-9:00
講者：朱宥勳（作家）
費用：免費入場，敬請預約
地點：小小書房．小小café
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92巷4弄2-1號
（捷運頂溪站2號左轉直走到文化路再左轉直走）
電話：02-2923-1925
smallidea2006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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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貓貓說：翻讀朱宥勳的新作時，我不禁回想起，當年去莫斯科念書時，住處的大斯拉夫主義房東婆婆見我在讀果戈理，以不滿的語氣說：「你們為什麼不去研究自己的文學，要大老遠跑到別人的國家念別人的文學？」啊，這真是大哉問，當年的我，著實答不出來。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獎之前，關於提名臺灣作家進諾貝爾文學奬一事，我也回想起，的確曾經有一位中國作家，當著我的面說：「臺灣作家要得諾貝爾文學奬是不可能的，因為臺灣根本不是一個國家。」（但漢學家馬悅然的遺孀陳文芬，在某次的訪談裡已經駁斥了這樣的無稽之談）。
臺灣文學史的建構，或者說，文學史的建構，從來都不是能夠脫離政治之事。朱宥勳在這本新作裡，相當好地梳理了這一百年來的論戰歷程，對於想要理解，來到我們眼前的、現在的臺灣文學，究竟走過哪些路，是一本並不難讀，也引據有處、論理清晰的作品。
如果讀者曾經看過一部由黃亞歷執導的臺灣紀錄片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，應該會深感訝異：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這些作家的存在，他們如此前衛、多樣、豐富，那些詩歌的想像力、音韻、美感，是如何在歷史的洪流裡被埋藏、凐沒的？這個提問，在朱宥勳這本書裡所提到的，每一段時期的文學論戰裡，我們都可以看見，政治力是如何影響文學的存續。
《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》從「新舊文學論戰」開始，分析了連雅堂與張我軍的數篇文章，主要的軸線在於，舊文學以漢文、新文學主張白話文，要是只看這短短的一句話，可能會以為只是語言的更替、世代之爭，然而，朱宥勳提到一個重點：「日治時期是台灣漢詩的黃金時期，光是目前可考的詩社數量就超過三百八十個」（頁二七），為什麼漢詩在日治時期得以如此蓬勃？而從後來新文學的發展，也容易會有人誤解，新舊文學論戰之後，就一舉「推翻」了舊文學，漢詩或漢文寫作就被滅了，但朱宥勳從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背景、文獻，深重地陳述這番論戰結果是：「完全沒有動搖日治時期『台灣舊文學』的地位。」（頁五〇）
這將會是伴隨著讀者的懸念：「台灣文學，究竟是如何長成現在這個樣子的？」，或者「台灣史到底該／不該被如何打造？」朱宥勳的論述路線是：緊緊捉著每一次的文學論戰，所為「臺灣」文學留下來的那一點「什麼」，循線釐清這百年論戰史。由此，他推進了第二章：「台灣話文論戰」——新文學當初高舉大旗要以「白話文」寫作，白話文的意思，我們知道，雅俗、普羅大眾可讀懂的，問題是，當時的「白話文」是什麼？這個論爭也不容易釐清，當時的作家認定的、人民所使用的台灣話即是閩南語（現在我們當然知道台灣話當然不只有閩南語），但的要以接近常民的台語「寫作」，該怎麼「寫」？「文字」要如何呈現？再者，所有作家都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底下，殖民政府會放任文化上的任何詮釋嗎？
這是朱宥勳在這個背景下，推進的第三章，來到一九四三年，被後世稱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的賴和過世的那一年，朱宥勳描繪了在這一年，台灣作家群所面對的現實：日本政府於一九三七年終結「漢文新文學」的發表版面、進攻中國，終戰無望，戰事緊繃的日本政府，動員全體人民為戰爭貢獻、效力——包括作家在列，而這進一步地造成了台灣文學的覆滅。
至少，在當時的作家看起來，一切的努力，都將要灰飛煙滅。
這即是這一場座談會將為大家帶來的，或者說，也是能夠讓讀者們理解，為何我們對於戰前的台灣作家、甚至有很長一店時間，對台灣作家如此陌生的原因。
邀請你，一起來理解，我們曾經擁有過的，前人所奮鬥過的，以及現在、未來我們應該要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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