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化生活裡的步步驚心
城市現代化的生活,人們食衣住行生活所需的每樣東西,幾乎所有的原料來源、生產線都已經被切割得相當零碎,你無法知道它的源頭、製造過程,只能倚賴標示得知它的些許「身世」。因此,一旦這些產品發生了問題,要去追溯在哪一個環節出錯,對於消費者來說,變得異常困難。
假如有人曾經試著從某一個出了問題的商品,一層一層往源頭了解,會驚訝地發現,這些帶給人們便利的生活所需,它的問題,一部分來自於政府政策,一部分則是,遠離土地的現代化生活,不止將我們強行從「源頭」拔離,在有限的訊息管道下,要去理解「我們的生活究竟發生什麼事情」,更是越來越不得其門而入。
一部從台灣高空拍攝的《看見台灣》紀錄片,讓人們驚覺,婆娑的福爾摩沙,養活這塊土地數百年的肥沃土壤,現今,農地有毒、河川污染、海岸破碎,未來世代,要如何與這塊土地共生共存?曾經,我們所需的一切,取自土地,因此,土地的問題,要從「吃」來談起。
美援年代農業市場開放,糧食主權讓出
台灣的糧食自給率,在1960年代之前曾經高達100%,之後一路下降。那些年,發生什麼事?曾經以米食為主的台灣人,現今的飲食選擇非常多樣,尤其是麵食的比例逐年增加。這種轉變,最早可以推及1960的美援年代,國民黨政府為了解決與美國的貿易逆差,以及後來與美國的農產品協定,使得美國的小麥、大麥、玉米、黃豆、小米就此大量進入台灣;截至今日,台灣的雜糧有98%仰賴進口,其中,黃豆、小麥、玉米屬最大宗,在進口的前三名之列。
這也意味著,台灣人的飲食口味「得」有所轉變。「用麵粉取代白米飯的主食習慣,才能確保美國谷物長銷入島嶼;但要如何改變民眾的吃食習慣呢?其中一項辦法,就是在學校開辦『營養午餐』[…]」(《江湖在哪裡》,吳音寧,頁109)1964年開辦,隔年旋即宣布,營養午餐全面改吃麵包──彼時,對於台灣人來說猶是新奇的外來食品,現在已經成為多數民眾不能缺少的日常所食;如食用油,也從豬油、花生油,改為大豆油。
由於進口的小麥、黃豆都較本土產的便宜很多,因此,本土小麥、黃豆,也逐漸退出台灣農地。如果進口的價格相較本地產的便宜,那麼對消費者而言,不是比較有利嗎?有一些人會覺得奇怪:進口商品因為遠距運輸運費高昂,價格理當會比較貴吧,怎麼會是相反?實際上這些「低價農產品」之所以低價,是台灣被迫消化美國「綠色革命」的農業政策所帶來的產量過剩,必須向外傾銷的結果。
這個政策,造成美國農業結構在半世紀以來的劇烈轉變:小農消失,大型農場崛起。1910年到1993年,全美農業就業人口,從占總人口1/3到僅剩2%,幾近全國的農夫瀕臨失業。隨著美國與他國農業貿易往來越加頻密,舉凡採用傳統自然農耕之國,在貿易交換以及農業政策的改變之下,也就此被迫施行採用化學農藥、肥料、高密度耕作的慣行農法,對土地及農民的傷害,也日益劇烈難以恢復(註一)。
「綠色革命」不綠色
現代化農業機具的改良,看來雖有助於減低農力的勞苦,但實際上,它真正幫助的是巨型農場的發展。廿世紀初,農業機具的發明,讓傳統農耕棄人力、獸力,改以石油作為動力。為了提高單一作物產量,技術改進的結果,使得現代農業仰賴化學肥料、殺蟲劑,不僅改變農業的產業結構,也改變土壤的物理與化學組成。
美國在1960年代所發展出一系列名為「綠色革命」的農業改革政策,宣稱能夠解決世界邊緣地區的糧荒問題,實際上對環境並不友善。「綠色革命的最終目標,是創造農業外銷品(種子、殺蟲劑、肥料等)的海外市場,而不是解決飢餓問題。……從前鼓吹綠色革命的機構,現在又推行『二次綠色革命』,並將其基因改造的作物納入基本的那套技術中。」(《生物多樣性的早餐》,頁78)
支持綠色革命的機構,藉由美國對外的貿易政策,向全世界輸送產品/獲取實質的成果,成為直接受益者。「於是從美國國際開發總署,從世界銀行,從美國的洛克斐勒基金會、福特基金會、以及和基金會同一個老闆的種子研發公司、化學公司、水利工程公司、農耕機械公司⋯⋯」(《江湖在哪裡》,頁114)這一串巨型財團,都在同樣的利益結構底下長得更大更強壯。
種子戰爭與全球化生態殖民
除了石化原料化身成肥料進入農地之外,種子工程、基因改造的結果,也將原本屬於農夫智慧結晶的「保種技術」從土地上奪走。印度農業,正是這套技術受害至深的國家,反抗運動也應而崛起。知名的印度生態女性主義與反全球化運動者,亦是印度「九種基金會」的創辦人范達娃.席娃(Vandana Shiva),對剝奪生物多樣性,造成生態浩劫的西方現代農耕技術嚴厲撻伐、抵抗,從生態殖民主義、發展主義、自由貿易三個角度抨擊全球化的殖民排外與掠奪(《生物剽竊》,第六章〈與多樣性和平共處〉)。
台灣,相較於跨國陰影下的全球農業體系,又是何種狀況呢?「目前,全球四分之三的種子國際貿易被十家跨國公司所掌握,一旦地方農夫喪失了種子自主權,整個糧食供應也將被跨國公司所控制。……台灣農業目前尚未被跨國種子公司入侵,但也逐漸整合入國際貿易體系,加上農民普遍信賴慣行農法,又因為農產品缺乏利潤而傾向追求產量,這些現象都使種子權利的流失成為重大隱憂。」(《小農復耕》,頁31-32)
不過,受種子工程影響的可不只是農夫。席娃強力控訴的,是以孟山都(Monsanto Company)為首的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,它生產的除草劑、基因改造種子,多種農作物種子,在市場的占有率都高達七成以上,而它的種子專利模式,正是席娃所稱的生物剽竊最好的範例(《生物剽竊》,頁40-42)。
跨國種子公司跟消費者的間接連結,便是最後產出的基改作物。台灣基改黃豆及基改玉米的進口比例都非常高,由於這兩類的製品亦相當普及,即便媒體曾經披露(註二),卻由於進口歷史已久,政府始終未曾針對基改作物、食品的風險與危害有任何實質的作為;上游不管制的結果,只能倚賴下游主動拒吃,甚至說服店家⋯⋯這些,對民眾食的權益保障,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。
農地休耕.輕農重工的土地悲歌
現代化農耕技術對於土地的危害、糧食自給率下降、自由貿易之故開放農產品市場……這些雖然逐步改變台灣的農村結構,但真正將台灣農業引上末路的是1997年施行的稻田休耕政策,以及差不多在同一時期(1996年)提出,於2000年通過的《農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》,修改「農地農用」的方針,造成後來的農地可變更為建地、轉移買賣,此舉帶來數年間農地被大量變更、轉賣,再加上1970年代以來台灣輕農重工的產業政策,全台各地的農地,紛紛陷入工業搶水、農地污染,以及被迫徵收的土地悲歌。
以「開發」之名而造成的土地浩劫,引發1980年代以來各地零星的環境抗爭運動。除了反核在近年逐漸凝聚成為主流共識外,以實際抗爭行動而言,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,是反對設置輕油裂解廠的開發案——從後勁的反五輕運動開始(1987),六輕、七輕的開發案也都受到地方環境保護勢力的反對,至此,石化工業對於生態環境、在地居民健康、水資源的危害,都紛紛通過這些抗爭浮上檯面。用地選址並不順利的八輕,2008年決定轉進彰化縣大城鄉時,環保團體結合青年學子、教授,以及藝文人士發聲,透過獨立媒體、網站,以及出版的勢力,匯聚成「反國光石化」的力量,喚起大眾注意;在2011年,此案終於成功被擋下,為環境保護運動注入一番能量。
台灣農村青年培力,走向小農復耕
在農村出生,往城市移動的青年,多年之後,回返家鄉,看見農地休耕、因工業發展而飽受污染的家鄉空氣、水、海岸線破碎⋯⋯農村老化嚴重,青年在城市裡打卡上班,吹冷氣,領著難以養活自己的薪水,往前,黯淡;歸返,卻只見沉滯而衰老的故鄉,像那塊無人耕種的土地一樣,希望渺茫。但家鄉畢竟是家鄉,2008年年底,可能會讓台灣步上滅農之路的《農村再生條例》,在立法院被無預警的一讀通過,也意外地使一群關心台灣農業的「農民、農村工作者、NGO、媒體工作者、學者、作家、法律專家、工程師、藝術家、學生連結起來,從研究《農村再生條例》開始,組成讀書會」,進而組成「台灣農村陣線」,在其中,不乏青年學子,而他們,也成為日後環境運動的新生力量。
這些關切台灣農業未來的人們,開始組織進入農漁村進行訪調(夏耘農村訪調營隊),尋找、招集各地友善小農,開辦農夫市集、彎腰生活節,在台灣各地找尋可能復耕的農地,推行「小農復耕」計畫,建立社群、社區共同協力支持的生態農耕體系,以及新型態的產銷制度……除了「台灣農陣」的計畫之外,各地受到環境保護意識啓發而返鄉的青年,都成為當地生態農耕、土地復耕的重要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