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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後的放映師》DVD封面 / 天馬行空 提供
編註：此篇文章完成於2014年，並原刊載於《本本》雙月刊第4期，內容為因應當時狀況所撰寫，所舉的片例也皆以當時的新片為主，四年以來，不論國內或國外，膠卷在電影工業中的使用狀況與地位都有所變化，讀者閱讀後，可搭配參考文末的推薦閱讀與參考資料， 再回頭欣賞本片，能夠更理解膠卷電影的過去與未來。
《最後的放映師》劇照 / 天馬行空 提供
誰是電影魂？
2013年上映的《最後的放映師》，是臺灣難得一見，談論關於電影「去」膠卷化後牽動產業的一部作品。本片導演湯瑪士．勞斯，在2005年購下了位在倫敦、誕生於1909年的「電子電影院」（The Electric Theater）。在湯瑪士裝修影院的五年中，藉由訪談、搜尋資料片段（Archival Footage）與雜誌報導，以幽默風趣的手法，從近乎荒廢的影院軀殼裡追溯百年輝煌。他不只記錄影院歷史，更透過此片喚起許多沉睡的電影魂。電影魂不僅指熱愛電影的影癡，更可以是護愛電影工作各個層面的人，比如曾任現場配樂的風琴師史蒂夫．崔威（Steve Tovey）先生，可以侃侃而談幫默片配製音效的「撇步」；又或如一位鑽石鑲嵌師西羅．巴比爾（Cyril Barbrer）先生，他花了二十年使用九十三萬塊小磚頭，一塊一塊疊造出擁有二千六百個戲院座椅的影院模型，模型甚至還有連接裝置，可以在小銀幕上播放電影呢！
電影魂，當然也包括每天讓膠卷光鮮亮麗「秀」出來的放映師，只是，放映師一直是常被忽略的角色，因為他們總是待在小房間裡，默默且忠實地將記錄於感光乳劑上的畫面與聲音，毫不保留地完整呈現。他們既不能代表喜歡的電影出來說話，也不能對不喜歡的影片惡搞。但對我來說，他們擁有一雙釋放電影靈魂的手，是影院觀影過程中，最重要且與電影最親近的人。
《最後的放映師》劇照 / 天馬行空 提供
與膠卷共生共逝
在影片中，湯瑪士所邀請的幾位資深放映師，回想起幾十年的放映工作，仍然肯定自己對於這份職業的真誠。他們齊聚一堂，彼此問候、調侃與八卦之外，一字一句皆在共同追憶那「膠卷」曾是唯一影像載體的美好時光，更隱約透露著追悼電影膠卷之死的淡淡憂傷與無奈。無奈的是，「電影數位化」對這幾位放映師而言，雖不能否定它的新穎與便利，但內心又存在一種無法完全認同的矛盾感；因為「膠卷」已經深根於他們的生命，是那麼地熟悉與自然。如今電影換了一個形體，除了不習慣之外，似乎也宣告著他們曾引以為傲的專業，已然成了過時的代表。
《最後的放映師》劇照 / 天馬行空 提供
膠卷放映宛如舞臺表演，放映師身兼多職：場控、燈光、音效與管理。放映之前要打點好一切，包括清潔放映機、確認焦距、燈泡亮度與音量，再把一本（卷）一本的膠卷合併於大片盤上；放映過程中隨時觀察焦距是否失焦、注意換本時機，也要處理斷片、卡片等突發狀況。我曾看過觀眾發現電影焦距沒有調整好，直接在座位上大聲喊「FOCUS！」提醒放映師調整焦距。電影結束後，放映師也不是關了燈拍拍屁股就走人，而是要把剛剛合併的膠卷再分開來，倒片與簡易地修補破損。因此，通常最後離開影院的都是他們。要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放映師，也不是一天、兩天就可以造就的。
然而「數位化」這件事情讓人著迷，感覺數位是一種永恆的代表，一種更有效率、更符合現代的東西。2014年初，派拉蒙影業（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）宣布停止在美國發放膠卷形式的電影後，電影業一夕之間轉變。電影產業中，一旦抽掉膠卷，首先遭到波及的是沖印廠與相關器材商，他們為了生存，幾乎都轉型成數位後製公司；電影院為防最終沒了膠卷可放，則全面汰換成數位高解析度放映機；拍片者擔心拍了膠卷沒有相關設備可供剪輯與播放，進而選擇數位攝影；更不用說攝影機市場早已由類比式轉攻數位。這樣的連鎖效應下，具有膠卷專業的人士，很快地就會被新一波數位技術人員取代。再回想剛剛談到的膠卷繁瑣的放映過程，就電影院經營者的角度而言，當然改為數位放映可省掉許多人力開銷，也就更沒有理由去培養膠卷放映師了。
數位化的難題與優勢：保存與修復
《最後的放映師》片尾稍微提到在這波促使產業輪轉的巨大數位化潮流下，影響深遠的還有以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為使命的電影資料館（Film Archive），或電影藝術館（Cinematheque）。現在的電影資料館不僅要保存膠卷，更要開始學習如何處理各式各樣的數位檔案。膠卷若維護得當，可以保存幾百年沒有問題。但前提是必須在穩定且低溫低濕的狀態中貯存；同時，膠卷體積大、重量重，需要非常大的空間與人力得以維護，因此保存實為不易。乍想，把膠卷數位化好像可以解決問題，數位檔案沒有體積更無重量，但是別忘了檔案必須儲存於硬碟裡，硬碟也需要在恆定的溫溼度控制下保存；而且為避免檔案遺失、損壞，還有因應每幾年的格式更新，反而需要不停地複製與異地備份。再者，還要確保檔案都有相對應可播放的硬體設備，結果變成每種數位格式都要保留；相較之下，數位檔案的保存其實沒有比膠卷來得省錢與輕鬆。
但若說到修復老電影，電影資料館仍必須要仰賴數位化迅速與普及的優勢，因此傳統的修復技法也轉為「數位修復」。市面上發行的光碟或影展，也開始強調「數位修復版」。數位修復，是將膠卷一格一格以高解析度掃描後成為圖檔，再使用電腦程式進行修復與調光；因此畫面上的刮痕、斑點可去除，偏紅或褪色的畫面也可重新校正，是現代科技讓經典電影或紀錄片能夠再次重回大銀幕的方法。臺灣的國家電影中心所修復的《鄧南光1935-1941年8mm電影》即為一例，此片為臺灣現代攝影先驅，鄧南光先生，於1935-1941年間所拍攝的家庭紀錄片，包含大量珍貴的史料紀錄，例如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年時，為展示統治成果所舉辦的「臺灣博覽會」、臺北橋大稻埕碼頭交易景象，以及日本千葉縣的海女捕魚身影等。經過修復後，讓我們得以窺見八十年前的臺北與鄧南光的動態影像作品。另一例為猶太裔俄國人，班傑明．布洛斯基（Benjamin Brodsky），於1916年旅經香港、上海、北京等城市時所拍攝的《經過中國》（A Trip Through China ），這部片也為國家電影中心的修復成果之一。
數位與膠卷並存：英國電影資料館為例
數位修復有利於電影的推廣，然而修復得再好也只是修正於數位檔案上，談到保存層面還是又回歸到上述的難題。在尋找平衡的方法上，英國電影資料館（British Film Institute, BFI）的做法很值得參考，他們在2012年時，將希區考克僅存的九部早期默片修復完成，並同時發行數位版與35mm膠卷拷貝版，讓各影展或影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。這樣的雙規格作法，除提供更有彈性的放映，更可使播放擴及非商業性質的影院或藝術廳（Art House），並讓觀眾得以見到不同媒材放映的差異，藉此也能推廣保存膠卷的重要性。
如果您讀到這裡，跟我一樣感受到電影「去」膠卷化後的兩難，那我更推薦您要找《最後的放映師》來看，與湯瑪士．勞斯一起，在這數位與膠卷交替的時代，透過這群「最後的放映師」一同檢視百年電影史的轉變。雖然，我仍舊無法看出導演湯瑪士的立場是否偏頗數位化，亦或表露對膠卷的眷戀。但也因為他中立的表現方式，反而讓我們有更多思考空間，就好像他最後拍攝的是空蕩蕩的各式戲院陳設，最後的放映師已不在，留下的可能是過往的人潮歲月，也可能是是流連膠卷時光的電影魂。
延伸閱讀 （點選超連結）推薦書目 ：
《電影之死：歷史、文化記憶與數位黑暗時代》 作者：保羅‧謝奇‧烏塞 譯者：陳儒修 出版：國家電影資料館，2004 《最後放映師》（The Last Projectionist） 導演：湯瑪士．勞斯（Thomas Lawes） 發行：天馬行空，2011年上映，2013年由天馬行空發行 篇名：〈膠卷下的台灣電影放映史──台灣放映師第一把交椅江泰暾〉 書名：《老字號與活水》 作者：蔡怡芬、莊子沅、佐渡守、陳承佑 出版：麥田出版，2015 《2017數位修復手冊──數位修復論述與經驗》 電子版 網址：http://tcdrp.tfi.org.tw/word/2017guidebook-ok.pdf 出版：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，2017
作者簡介
許岑竹，獨立電影創作者、電影教育工作者。www.hsutchu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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