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戰爭殘酷》:一部世界戰爭史小說
瓦歷斯.諾幹的《戰爭殘酷》小說集,可說是一次性地揭露,十九世紀末、廿世紀以來世界因戰爭所帶來的苦痛。
身為泰雅族作家與台灣作家的雙重身分,不同於其他作家慣常以鄉土或部落為書寫對象;小說集收錄的十八篇中、短篇小說裡,有十二篇寫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、部族的戰亂經歷。瓦歷斯大膽的嘗試可以引起共鳴,除了這些故事皆有所本之外,還因為他選擇了一個近代、當代人都不陌生的主題:戰爭。同時,在這些小說結束後,作者都會附上歷史或是戰爭事件的大事紀,而這也成為這部小說集的特色之一。
如果我們單只閱讀這些事紀、年表,我們會發現世界各地的人民近一、兩百多年以來,都經歷著戰禍,飽受戰爭殺戮的暴力威嚇,抑或活在戰爭的邊緣。這些發生戰禍的地域,大多是自歐洲殖民時期以來,遭到西方帝國文明的侵略與資源掠奪,在經歷一次世界大戰,到二次大戰結束後,長期陷入主權爭議、獨立抗戰,以及捲入冷戰時期美、蘇兩陣營對立狀態下的第三世界地區。至今日,有些地方仍飽受內戰,或是來自他國武力、經濟侵略的威脅:例如柬埔寨、例如寮國、例如車臣、例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、例如中南美洲等地。他們的處境,如今藉由瓦歷斯的小說化為文字,以另一種形式進入你的內心;它不再是新聞記者口中的報導;它成了故事,有了人物,成了有血肉的生命,敘述著他們眼中的戰爭意義。
小說在作者特意營造下,敘事者委身為多種角色:田野工作者、研究者、作家、戰俘看守兵、政治受難者等,以旁聽者的身分,聽著、轉述主要敘事者(通常是第一人稱「我」)所述說的故事。這種敘事安排,加上大事紀附錄,讓讀者彷如進入「聽故事」的現場,成為小說裡的「旁聽者」,與故事人物一同經歷一幕幕由死亡、仇恨與傷痕記憶所搭建的殘酷世界。
用文學故事傳承生命印記
小說的敘事設計,除了讓我們彷彿親歷這些殘酷的現場,似乎更在召喚一種文字之外,更早的,以口傳的方式,講故事、聽故事、傳遞事件與記憶的方法。
以〈地圖〉這篇短篇為例,參加完研討會的敘事者,受同僚之邀,到了柬埔寨有名的戰爭博物館──多斯倫博物館(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)參觀。當敘事者震懾於那幅著名的,以三百多顆人的頭顱所構成的柬埔寨地圖時,館長說:「很多觀光客第一次見到這幅地圖不免倒退一步,[…],這是歷史的災難。[…],我說幾個故事給你聽好了,雖然它們都是真實的,但故事總是充滿較多的幻想與人性,希望你能接受。」(頁58)聽完故事,小說末了前,敘事者為了紀念他曾來過這裡,見證過這幅駭人的地圖(地圖已於2002年決議撤下,參見註1),他說:「[…],我於是用小說故事的方式書寫,因為,故事總是充滿較多的幻想與人性,現實永遠是殘酷的。以下出土的官方與學術統計可以證明我的說辭:[…]。」(頁64);接著,僅以幾句紅高棉時期,遭受屠殺的人數統計與官方紀錄文字作結。作者以互文、對稱的敘事安排,讓這段「歷史」透過館長口述;而這段口傳歷史,再度藉由小說,以文學的方式記憶、傳遞,於是,冰冷的史料、紀錄有了小人物的生命溫度。
透過《戰爭殘酷》的展示,我們看到國家、政治組織或制度,在不受監督與制衡下,權力遭到濫用後,最極端的後果;而身處戰火中的人們,災難未嘗一刻停止,它銘刻在他們的日常、身體傷痛與記憶之中。
言論箝制下的作家處境
如果國家權力的濫用,操縱著人們的生殺大權、所言所思,那麼對生在其中的小說家與文藝工作者來說,他們又是面對著什麼樣的創作環境?
閻連科的《沉默與喘息──我所經歷的中國和文學》正是一本由小說家撰述,直面中國文學創作環境的著作。據作者在自序中所述,書的出版,源自於他在2013年三、四月間,於北美各大學的演講提綱、筆記,加之以延伸、整全而成的一本文集(頁3-5)。而這趟演講之旅,對作者來說,開啓了他對自己創作至今,到底說了幾分「真話」的檢視。以作家自身體驗與觀察的敘述展開,給了讀者直接、可感受的經驗素材;裡頭,誠實地自剖他在中國創作環境下的恐懼與怯弱。
中國在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後,1991年,鄧小平宣布持續經濟的自由化與改革開放,至今,政經實力快速崛起;過去文革時期的高壓統治,或如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也許不再,但對過往這段歷史記憶的清除仍是不遺餘力(頁12-15);政治上依舊集權、封閉,缺乏制衡,不時仍有因為碰觸意識形態的「雷區」(註2)而遭關切,因言獲罪頻傳(頁192-195),這正是人們無法說真話的原因。
被流放的文學心靈
對創作箝制的方法,簡言之,就是國家、政治意識形態經由法律、權力與金錢介入作家的言論與出版;透過「專業作家制度」(中國作家協會),以獎懲的方式遂行,對違逆者予以打壓、禁止出版,更甚者加以監禁。官方有審查制度,民間有自我審查;就出版而言,編輯就是自主審查的第一關,審視作品是否有遭禁的危險(頁113)。待在這樣的環境久了,創作者甚至在創作時,在作品問世前,就開始展開自我文字的審查。閻連科的《丁莊夢》,即是在這樣的自我嚴格審查下產生(頁117),雖獲同意出版,但卻在印出發行後,隨即遭「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」要求出版社封存,禁止宣傳,形同查禁(頁82)。
政治權力濫用至斯,是他的恐懼之源。年輕的他,曾因嚮往權力帶來的好生活,逃離貧鄉去從軍,卻在軍中看到權力在握者恣意操弄別人的命運(頁130-134);自此,他遁入文學創作,卻又因寫作《受活》,被趕出軍隊;寫作開始數度被關切,再加上自宅遭到強拆……逃之不開的權力之網,最終對他的身心造成難以癒合的痛楚(頁138)。「你從恐懼中來,走過恐懼後,又到恐懼裡去。」(頁139)原是為了逃離而寫作,竟又因為寫作,對現實世界產生更大的惶恐。「現實生活,就是我的奧斯維辛。」(頁142)恐懼已經成為閻連科的日常生活、文學創作的一部分!這對一個獨立性、自主性與創造性要求極強的志業──文學創作來說,不啻是遭到一種精神上的囹圄,一種精神上的凌遲與流放。
獻給反抗者的愛情故事
若是生在戰火肆意,或是隨時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環境裡,到底該如何自處,該如何對生命抱有期待呢?約翰.伯格的小說《A致X:給獄中情人的溫柔書簡》,就像是在黑夜裡的一抹微光,提供我們方向。
小說由書信構成,在「自序」中提到,這些書信,是自一座即將廢置的監獄牢房裡,所發現的三捆信件:沒有明確年份,僅有日期,地點不明,只知道是署名為愛妲(A’ida)的女子,寫給因創立恐怖組織而獲罪的澤維爾(Xavier)。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,也不清楚,「編纂者」為何能經由特殊管道,取得愛妲未寄出的信件,安插在三捆信札之中(頁16)。這些,包括「自序」,在在都呈現出其虛構小說的性質。但虛構裡,唯一真實的是,每封信,都傳達了愛妲對於澤維爾的情愫,對於獲判兩次無期徒刑的澤維爾濃烈的思念。
砲火下的日常
信裡也記述了日常的瑣事,例如屋頂上撥豆莢、藥局要搬家了、椅子壞了、到新朋友家喝一杯土耳其香的咖啡、要給澤維爾的四雙襪子,還有肥皂,聽說在獄中可以游泳了、路邊做愛的狗兒……還有落下的飛彈、天上飛過的F16與阿帕契、轟隆隆像履帶經過的聲音,以及用氫氰酸製作被逮捕時的自殺藥丸;有人死了,有人失蹤,還有莊嚴的喪禮。瑣事裡,呈現出監獄外的動盪、不安,令人恐慌的現實。一天,一位理髮師朋友的家被炸毀了,剛好外出的他,回到幾天前還是家的住所,開始掃地,眼睛看著遠方。最後這位朋友停下來對愛妲說:「每剪完一名顧客,我總是把地上的頭髮掃乾淨。這是理髮師這行的基本守則。」(頁150)生活的危境,以如此飽富抒情的句子,包裹瘡痍的土地,危殆的意象輕輕流過。這是愛妲寫給情人的故事,澤維爾說「生命是一則此刻正被訴說的故事。第一真實的就是故事。」(頁19),一封封監獄外的真實故事!
阿拉與上帝保佑下的子民
自序中暗示愛妲是行動主義者;她與許多婦女參與抗暴,站在坦克前面(頁203-209);澤維爾則在獄中繼續組織、對抗,爭取權益(頁130、138-140)。書中沒有具體陳述事件發生的時間、地點,以及愛妲與澤維爾真正在對抗著的是什麼?相關線索一開始就被隱去,不過字句間透露了,故事發生在一塊土地上有上帝,有阿拉,有頂著水桶的女人……或許,我們可以從澤維爾在愛妲信件背後留下的筆記窺知一二。筆記裡寫的是對資本主義、全球化,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軍事活動的控訴(頁62、73、188),也引用左翼分子的評論表示對奴隸、貧工抗爭的支持(頁87、183)。若不是我們知道澤維爾身處囹圄,可能會誤以為這些理性、冷靜的文字,是某個知識分子在書房裡的讀書筆記。精神的自由與信念沒有被囚室捆綁,與監獄外眾人日常的戒慎恐懼,形成反差,又巧妙地呼應。獄裡、獄外,都讓人感受到他們堅定的信念、不惜犧牲的決心;似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、摧毀他們的心靈意志。
阿拉與上帝同時存在的應許之地,其名呼之欲出;但願所有的愛妲與澤維爾們,在神的護佑下,終獲寧靜!
註1:〈柬埔寨撤下‘頭顱地圖’〉,2002年3月10日,BBC中文網,http://goo.gl/QLMwGN。
註2:作者所說的「雷區」包括過去集權的印記,還有改革開放後的各種貪腐、強拆事件、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等公安問題。這些所謂不光彩的「負面事件」,透過權力的控制,將它們自史書、教材、媒體、文學、藝術等一切傳播記憶的管道中切除。(《沉默與喘息──我所經歷的中國和文學》,頁14-15)。
游任道
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。擔任過影片執行制作、編譯校對、小寫出版企劃主編。現為小小書房華文讀書會主持人。性本能坐就不站能臥就不端,易言之為懶,惟迄不可得也。
★ 什麼是「小小閱讀通信」?
不定期發布藝文文章,透過達人們的第一手報導,讓你直擊藝文現場!他們的觀看與思考,將大大拓展我們的眼界。
★ 誰需要訂閱「小小閱讀通信」?
喜歡藝文訊息,渴望在工作與生活的夾縫中,仍能深度閱讀;想要突破臉書同溫層,不想看大家一窩蜂轉貼的文章;是個書訊狂熱者,深怕錯過每一本好書、新書、奇特的書、重要的書。